随着中秋、国庆假期临近，部分地方和单位再次发出“就地过节”的倡议，诚然，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，此类倡议的初衷是为了减少人员流动、降低传播风险，其公共安全考量值得理解，在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已发生深刻变化、政策持续优化调整的背景下，过早、过泛地重提“就地过节”，其合理性与必要性正面临广泛质疑，甚至可能产生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经济成本与心理副作用。

从疫情防控现实看,“一刀切”式倡导的基础已显著弱化，经过三年抗疫，我国已建立起较为成熟的常态化防控体系，疫苗接种率大幅提高，对病毒的认识和应对手段更为科学精准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多次强调要防止“层层加码”和“简单化”，在此情况下，若未基于具体、动态的风险评估，便提前、笼统地倡导“就地”，不免有“惯性思维”和“懒政”之嫌，与“精准防控”的精神相悖。 它可能在不经意间，将本应属于个体权衡、家庭决策的权利，置换为带有软性约束的公共暗示。

过早倡导“就地过节”将冲击正在复苏的关键行业，交通运输、旅游、餐饮、零售等产业，高度依赖节假日带来的消费活力，过去几年，这些行业为疫情防控大局做出了巨大牺牲，当前，经济稳增长压力空前，假日经济是提振消费、保障就业、激活市场信心的重要引擎。 若在距离假期尚有相当时间、疫情相对平稳时便释放限制性信号，势必抑制人们的出行与消费计划，给脆弱的经济复苏“泼冷水”，这种“未雨绸缪”若过度，可能演变为“因噎废食”。

更重要的是,此举将加剧社会心理的“疲惫感”与亲情疏离，传统佳节承载着国人对团圆、归属的情感渴求，是维系家庭与社会纽带的重要时刻，连续多年的“非必要不流动”，已让许多人，尤其是异地工作的子女与留守家乡的老人，承受了长期的情感煎熬。社会心态的修复与亲情的补偿，本身也是后疫情时代必须直面的“民生工程”。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赋予民众更多选择空间，是对个体福祉的尊重，也有利于社会情绪的舒缓与和谐。

我们并非主张对疫情防控掉以轻心,更非鼓励盲目流动，相反，我们呼吁的是更为科学、精细、有温度的管理智慧：

其一,决策应基于“实时数据”而非“惯性预案”。 倡导应紧密跟随疫情发展，在确有明确风险时，针对特定区域提出，而非“大水漫灌”式的提前喊话。

其二,工具应侧重“优化服务”而非“简单倡导”。 相关部门的工作重点，应放在保障节假日期间交通枢纽、旅游景点的防控措施到位，提供便捷的核酸检测服务，畅通信息发布渠道，帮助民众自主做好风险评估与防护，而非代替民众做出选择。

其三,理念应平衡“安全”与“发展”、“管控”与“活力”。 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统筹兼顾，政策的制定应多算“整体账”，考量其对民众生活、社会心理与经济运行的综合影响。

归根结底,“过节”方式的选择权，应建立在充分信息与科学指导基础上，审慎地交还给个人与家庭，一个自信、成熟的社会治理体系，在于能精准应对风险，而非通过过早、模糊的限制性信号来规避所有潜在不确定性。让我们用更精准的防控、更周到的服务，去守护节日的平安与温馨，而非用一句简单的“就地”，冷却人们对团圆与远方的期盼。 这既是对科学防疫的践行，也是对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权利的应有尊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