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不打疫苗导致感染，要追究责任吗？”随着疫情起伏，这个问题在社交媒体上反复被点燃，一方认为，个人有选择自由，后果自负；另一方则主张，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，个人选择可能危及他人，理应担责，这声质问背后，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审视,更是对法律在公共利益与个人自由间如何划界的深层拷问。

从法律视角看，追究“不打疫苗导致感染”的责任，主要涉及两种潜在路径：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,这两种路径在实践中均面临显著挑战。

行政责任方面，我国《传染病防治法》明确规定，公民有“接受预防接种”的义务，但该法及《疫苗管理法》主要规范疫苗接种的组织实施与保障，并未直接设定对无正当理由拒绝接种且后续感染者的具体罚则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，部分地区曾出台临时性规定，对进入公共场所要求查验接种证明，这更多是一种风险管控的行政措施，其性质属于管理手段，而非对感染后果本身的直接处罚，将“感染”这一结果直接归责于“未接种”行为并施加行政处罚，目前缺乏明确、普遍的法律依据。

民事责任的追究，核心在于证明“因果关系”，感染新冠病毒的途径复杂多样，即便未接种疫苗者感染后传播给他人，在现实中几乎无法精确证明：特定感染者A的病毒，必然且唯一地来自同样未接种的特定B，而非来自其他已接种但仍具传染性的感染者C，或环境接触，这种因果链条的难以确定性，使得《民法典》中侵权责任条款的适用陷入困境，个人接种疫苗的主要作用是降低重症与死亡风险，其预防感染、尤其是阻断传播的效果（尤其对变异毒株）存在局限，这进一步削弱了“未接种”与“他人感染”之间的必然法律因果关系。

这绝不意味着个人选择毫无边界，法律在赋予权利的同时，也划定了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的底线，在特定情境下，若个人因拒绝接种（且无正当理由），进而明知自身可能感染仍故意前往人群密集场所并隐瞒，导致病毒传播、造成疫情扩散等严重后果，则可能触碰法律红线，其行为性质可能发生转化，从“未接种”变为“放任甚至故意传播疾病”，从而可能涉嫌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，乃至触犯《刑法》中关于“妨害传染病防治罪”的规定，此时法律追究的，已非“未接种”本身，而是后续的过错行为（如恶意传播）及其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。

更深层地看，这一问题的讨论，揭示了现代社会个人自由与公共善之间的永恒张力，疫苗接种，如同公共场所禁烟、驾车系安全带一样，在本质上是一种将个人行为负外部性内部化的机制，它不仅是自我保护，更是构建群体免疫屏障、保护无法接种者的社会责任，法律虽难以对“未接种即感染”进行事后精确追责，但其价值更在于事前引导与框架设定：通过明确规定政府在疫苗供应、安全保障上的职责，通过科普宣传降低信息不对称，从而鼓励负责任的个人选择，塑造“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”的公共精神。

回到最初的问题：法律会因“不打疫苗导致感染”而直接追究个人责任吗？答案在通常情形下是否定的，因其面临因果证明等现实困境，但法律更严厉的目光，始终注视着那些从“个人选择”滑向“危害公共安全”的行为，真正的责任追究，并非简单的事后惩罚，而是构建一个促使理性选择、责任共担的制度环境，在疫情这类全球性挑战面前，最大的责任或许在于：我们能否超越对个体惩罚的争论，共同致力于建立更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、更透明的信息沟通和更牢固的社会信任，这，才是法律更深层的使命,也是我们应对未来未知风险的更坚实基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