证明是昨天在医院排了四个小时队换来的,棉签探进喉咙深处时，我干呕了一下，恍惚看见三年前，也是这个车站，母亲把一包N95口罩硬塞进我行李箱的褶皱，那时“核酸”还是个生僻词，如今却成了通往故乡的符咒，手机里，家族群正在刷屏：“回来就好，核酸做了就行。”“路上千万戴好口罩。”

车窗外,华北平原的麦田覆盖着薄雪，像一张摊开的巨大试纸，邻座的大叔鼾声如雷，怀里紧抱的帆布袋上，印着“平安返乡”四个褪色的红字，我摸了摸口袋里的证明，硬硬的卡片边缘有些割手，这张纸证明我没有携带病毒，却无法证明——我还是不是三年前那个说走就走、归心似箭的少年。

故乡小城的出站口,变成了临时的核酸查验通道，蓝白色的隔离带蛇形蜿蜒，扩音器循环播放着注意事项，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像雪人，透过起雾的面罩核对信息。“阴性，可以走了。”他挥挥手，动作熟练得像剪票，我道谢，他点点头，塑胶手套摩擦出沙沙的声响。

父亲在通道尽头的老槐树下等我,他没像往年那样急着接行李，而是先退了一步，上下打量：“路上还顺当？核酸报告我看看。”我递过去，他掏出老花镜，就着路灯看了又看，仿佛在鉴定一件瓷器，然后才接过箱子，转身走在前面：“你妈把菜热了三遍了。”

巷子还是那个巷子,只是安静得陌生，家家门上都贴着健康码的示意图，往年聚在巷口聊天晒太阳的老人不见了，偶尔有窗子亮着，传出电视晚会的声音，却听不到往日的麻将声与笑闹，父亲背影有些佝偻，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长到几乎要触到我三年前的脚印。

家门打开,一股熟悉的炖肉香扑面而来，母亲站在玄关，却伸出一只手：“先别进来！鞋底喷喷酒精，外套挂阳台吹吹。”她手里拿着小喷壶，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混合着狂喜与紧张的光，我像个等待安检的旅客，在门口完成了全套仪式，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——隔着厚厚的羽绒服——“瘦了。”

饭桌上摆满了我爱吃的菜,母亲不停地夹菜，父亲则反复询问北京的情况，话题绕来绕去，最终又回到核酸上。“听说王奶奶的孙子，因为核酸结果晚出来半天，在车站睡了一夜。”“楼上李叔叔说，现在没这个绿码，真是寸步难行。”他们说得平静，我却听出了某种驯顺的疲惫，像这三年被折了又折的纸，边缘已经起了毛茬。

晚饭后,我拿出给父母买的礼物，父亲摆弄着新手机，忽然说：“其实你发个核酸报告截图回来就行，路上风险大。”母亲正在试毛衣，手停了一下：“瞎说！报告是报告，人是人。”她转过身，毛衣领子有点歪，“证明是冷的，手是热的。”

深夜,我躺在旧房间的小床上，窗外偶尔传来巡逻车的广播声，提醒居民“非必要不聚集”，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着，那张电子版核酸报告，在家族群、同学群、社区群里被反复上传，像这个时代通用的返乡邮票，它证明了我的“无病”，却似乎也某种程度地，把我与这片土地最质朴的亲密，隔在了某种安全距离之外。

朦胧中,我听见父母在隔壁低声说话。“看了核酸，心里就踏实了。”“嗯，踏实了。”静了一会儿，母亲的声音更轻了，像怕惊扰什么：“可我还是想看看，他真人走到我眼前的样子。”

我闭上眼睛,那张薄薄的报告，此刻正安静地躺在客厅的茶几上，月光透过窗帘缝隙，落在它身上，它是我返乡的钥匙，是时代盖在这趟旅程上的钢印，而在月光照不到的阴影里，母亲那句“真人走到我眼前的样子”，像一粒小小的火种，微弱地，烫了一下这个核酸为凭的寒夜。

明天,我将凭着这张证明，去探望同样需要证明才能相见的爷爷奶奶，而在此刻，我听着隔壁熟悉的鼾声渐渐响起，第一次觉得，这张证明最大的意义，或许就是允许我再次躺回这片鼾声里，做一个无需证明自己是谁的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