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今年53岁，在上海一家国企做财务，生活像外滩的钟一样规律，直到上周三，喉咙里那根羽毛开始轻挠——我“阳”了。

抗原试纸上刺眼的两道杠，瞬间击穿了三十年工龄筑成的镇定，第一个念头竟是荒谬的：“月底报表谁来做？”

高烧像黄梅天的潮气，从骨头缝里渗出来，我躺在静安区老房子的床上，听着窗外隐约的城市轰鸣，手机在掌心发烫，微信群炸了：“老陈中招了？”“需要药吗？”“物资放门口了！”二十年的邻居、退休的工会主席、甚至总挤兑我的部门小伙，名字在屏幕上滚动，我打下“谢谢”，手指有些抖，这座城市，在物理距离最远时,露出了它最近的肌理。

第四天，味觉背叛了我，女儿视频教我“电解质水”——柠檬、盐、糖，她在那头切得笨手笨脚，我突然想起她三岁发烧，我整夜用棉签蘸水润她的唇，角色倒转,在这个寻常午后悄然完成。

病中时间黏稠如糖浆，我翻出旧相册：1990年挤公交上班的青年，2002年在东方明珠下合影的新郎，2010年世博会志愿者队伍里那个挥旗的父亲……53年上海光阴，在发烧的恍惚里叠映，我像一枚被时代浪潮裹挟的沙粒，此刻终于沉底,看清了潮水的纹路。

转阴那天，我站在阳台，苏州河在夕阳下流淌，远处工地的塔吊缓缓旋转，城市从未停摆，如同生命总会找到出路，我拍下天空，发了一条久违的朋友圈：“好了，明天，继续。”

这场病，像生命中途一次意外的靠站，让我看清，53岁的人生，与这座城一样，坚韧之下是无数具体的、温热的连接，而真正的“阴”，或许是终于学会在湍急的生活里,打捞属于自己的平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