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大爷，您做核酸了吗？没核酸记录，健康宝可能用不了。”这样的对话，在过去三年的许多公共场所门口反复上演，随着防疫措施调整，虽然核酸检测的要求已然改变，但那个曾经困扰无数老年人的问题——“老人没做核酸检测，健康宝办得了吗”，却像一枚时间胶囊,封存着数字时代最沉重的叩问。

曾几何时，健康宝作为数字防疫的核心工具，其运作逻辑简洁而绝对：核酸检测数据与健康码状态直接挂钩，对于年轻人，这或许只是多一次扫码、多一次排队；但对于不少老年人，这却可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，他们中有的使用非智能手机，有的虽有智能设备却不熟悉操作，更有的因行动不便难以频繁前往检测点，当“无核酸记录”遭遇“系统弹窗”，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出行受阻,更是一种被数字化社会拒之门外的茫然与无助。

这背后折射出的，是公共政策在效率与包容之间的艰难平衡，从技术理性角度看，将核酸检测与健康宝绑定无疑是高效精准的流调手段；但从社会伦理视角审视，当一项政策让部分群体——尤其是数字弱势群体——承受不成比例的不便时，其正当性就需要打上一个问号，疫情期间，各地虽然推出了纸质健康码、代查服务等补救措施，但执行中的千差万别,仍让许多老人屡屡碰壁。

更深刻的矛盾在于，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日益数字化的治理时代，从社保认证到医院挂号，从交通出行到金融业务，数字壁垒正在各个领域悄然筑起，防疫期间的“健康宝困境”绝非孤例，而是一次尖锐的预警：当技术成为公共服务的主要甚至唯一通道，那些不熟悉、不适应、无法使用技术的群体，是否会被无声地边缘化？他们享有的公共权利，是否会因“数字门槛”而悄然缩水？

破解这道难题，需要超越“头痛医头”的短期应对，根本上，它呼唤的是“数字包容”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，技术应当赋能所有人，而非设置障碍，这要求公共服务保留必要的“非数字通道”，就像银行柜台与ATM机并存一样；要求数字产品进行适老化改造，让界面更简洁、操作更友好；更要求社区建立常态化的支持网络，让志愿者、家庭成员成为弥合数字鸿沟的桥梁。

疫情终将过去，但“老人没做核酸检测，健康宝办得了吗”之间留下的思考，应当长久回荡，一个文明的社会，不仅体现在技术多么先进，更体现在它如何对待那些跟不上技术步伐的人，在数字化转型的狂飙突进中，我们必须时常回头看看，是否有人被落下；必须时刻提醒自己，科技的温度,恰恰在于它能为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便利而非障碍。

当我们未来设计任何一项数字公共服务时，都应当先问一句：那些不用智能手机的老人，怎么办？他们的答案,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真正标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