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请扫码进入。”——这句话已成为过去三年中国人进入公共场所最熟悉的开场白，商场、餐厅、地铁站、图书馆……几乎每一个公共空间的入口都竖起了二维码，人们掏出手机、对准、识别、展示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，一个现实问题浮现：进入公共场所，进出都要扫码的时代,应该结束了吗？

扫码进入公共场所的制度，最初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权宜之计，在疫情高峰期，它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——快速追溯密接、限制风险区域人员流动、降低聚集性感染风险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临时措施逐渐常态化，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当我们站在超市门口习惯性掏出手机时，是否思考过：这种进出双重扫码的必要性还存在吗？

从公共卫生角度看，当社会面传播风险显著降低，病毒致病性减弱，疫苗接种率提高时，持续严格的扫码入场制度可能已不再符合“比例原则”，公共卫生措施应当与风险水平相匹配，过度防控不仅消耗社会资源，也可能造成“防控疲劳”,影响措施的公信力和遵守度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常态化扫码带来的社会成本，时间成本上，每个入口的等待、操作、验证，累积起来是惊人的社会时间消耗，隐私成本上，尽管相关部门承诺数据安全，但海量个人信息集中存储仍引发担忧，还有不容忽视的“数字鸿沟”问题——老年人、低收入群体中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者，在扫码时代举步维艰,无形中被排斥在部分公共空间之外。

当我们审视进出双重扫码时，还应该思考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，公共空间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开放性和可达性，是社会成员自由交流、平等参与的物理基础，当扫码成为硬性门槛，公共空间的“公共性”是否打了折扣？那些因各种原因无法顺利扫码的人,是否无形中被剥夺了平等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利？

这并非主张立即全面取消所有扫码要求，而是呼吁建立更加科学、精准、动态的公共空间准入机制，可以探索分级管理：高风险场所保留必要防控措施，低风险场所逐步简化；可以优化技术：开发更便捷、保护隐私的验证方式；可以强化替代方案：为不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群提供畅通渠道。

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：是继续停留在“扫码通行”的惯性中，还是勇敢迈向更平衡、更智能、更人性化的公共空间管理新阶段？这个选择不仅关乎防疫效率，更关乎我们想要构建什么样的公共生活——是处处设防的谨慎社会,还是开放而不失序的自信社会？

当某一天，我们进入公共场所不再需要掏出手机扫码，那或许不仅意味着技术的进步，更象征着我们找到了公共卫生与公共自由之间的新平衡点，在那之前，每一个扫码的动作都值得被审视：我们是为了安全而必要的验证,还是在不自觉中习惯了被管理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