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南海鲜市场,这六个字早已不是地理坐标，它是一道裂痕，一个符号，一段被无数目光灼烧过的集体记忆，当世界以为这里只剩下瓦砾与寂静，我却在市场的西南角，推开了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。

门内,是另一个世界。

三十平米的空间,被隔成两层，楼下是厨房兼客厅，墙上挂着2019年的旧挂历，灶台擦得发亮，楼上卧室，床褥整齐，陈伯坐在竹椅上，背后的窗户正对着市场空旷的水泥地，那里曾摆满鱼缸，人声鼎沸，只有风卷着几片落叶，在紧闭的卷闸门前打转。

“没地方去。”陈伯的话很淡，像在说别人的事，他是市场的第一批商户，九四年就在这里卖水产，儿子在武汉打工，租的房子挤不下三代人。“这里，好歹是自己的‘铺位’。”他用了这个充满生意气息的词，尽管生意早已灰飞烟灭。

陈婶在旁默默剥毛豆,她说，最难的不是冷清，是“被忘记”，市场封闭初期，还有人来登记、消毒，后来，人越来越少，像退潮一样。“我们好像跟着这个市场，一起被圈在了里头。”她指指墙角一箱社区送来的泡面，“那就是‘外面’还记着我们的证据。”

市场内部,时间仿佛凝固，褪色的“海鲜批发”招牌斜挂着，破碎的鱼缸玻璃在角落反光，一辆三轮车骨架锈成了雕塑，但生活的痕迹顽强地覆盖其上：陈伯家门前晾晒的衣服，窗台上几盆绿油油的蒜苗，一根天线歪斜着伸向天空，接收着与所有人同样的电波。

这“一家人”的存在，成了一个静默的参照物，当外界关于疫情的叙事已从“暴风眼”转向“后疫情时代”，他们的日常生活，成了那段历史最具体、最末梢的注脚，他们承受的，不仅是生计的断裂，更是一种巨大的“悬置”——被悬置在风暴眼的中心，悬置在公众记忆与遗忘的缝隙里。

我问陈伯,会不会觉得孤独，他想了想，摇头：“市场里还有两三户，都是老家伙，晚上，能看见他们窗户的灯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再说，习惯了，以前半夜进货，也是这么静，只不过那时静下来的是人，现在静下来的是地方。”

离开时,已是黄昏，巨大的夕阳给空旷的市场罩上一层暗金色的光，陈伯家的灯亮了，昏黄、温暖，在无边的废墟般的空旷里，像一枚倔强的印章。

这盏灯,或许照亮不了多远，但它确凿地证明着：历史无论被如何书写，总有一些最真实的笔画，由最具体的人，在最具体的角落里，一日一日地写成，他们未曾离开，于是记忆便有了无法被拆迁的坐标，风暴可以定义一场灾难，但生活，在每一个可能的地方，定义着人的尊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