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南的梅雨总是黏腻的，雨水顺着黛瓦淌下，在青石板上敲出细碎的、永无止境的叹息，就在这样一场似乎要下到地老天荒的雨里，我忽然想起了黄杏儿，想起她，并非因为她是如何惊天动地的人物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她的结局，像一滴水融入更大的水流，无声无息，无从打捞，只留下一圈淡淡的、很快平复的涟漪。

黄杏儿是谁？若去问镇上最老的老人，他或许会从水烟壶氤氲的雾气后抬起浑浊的眼，慢吞吞地说：“黄家的杏儿啊……命薄。”再多的，便没有了，她的故事，仿佛一轴受潮的旧画，展开是模糊的山水，关键的题跋处,却被岁月蚀成了一片空白。

她生在江南一个寻常的临水小镇，名字里带着“杏”，人却比杏花更单薄、更安静，记忆里的她，总是一身半旧的蓝布衫子，倚在自家带美人靠的二楼，望着底下蜿蜒的河道，乌篷船欸乃地摇过，船歌断续，她的目光便跟着那波纹，荡到很远的地方，又空空地收回来，她识得字，会绣一手极好的缠枝莲，指尖有淡淡的墨香与丝线气息，那时节，镇上的女孩子，命运无非两条：要么由父母之命，嫁个门当户对的人家；要么，像货物一样，被送到更繁华也更陌生的地方，去给“新派人物”或富商做妾，美其名曰“自由恋爱”，黄杏儿仿佛就悬在这两者之间，静静地,等着被安排。

时代的风暴来了，不是轰轰烈烈的战火直接烧到水乡，而是一种更缓慢、更彻底的侵蚀，新的思潮像陌生的潮水，漫过石桥，涌入深宅，镇上开始有女学生剪短发，穿黑裙子，谈论着“独立”、“出走”，那气息撩拨着年轻的心，黄杏儿的眼里，或许也曾短暂地亮起过一点微光，但她的家，像一只年久失修却紧紧扣着的匣子，父亲是前清的秀才，失了功名，便把所有旧时代的规矩，加倍地压在庭院之内，母亲早逝，继母的算盘声，比雨声更冷,更清晰。

关于她的“结局”，坊间有几个模糊的版本，一说，她终究被许给了一个年长她二十岁的绸缎商做续弦，那人住在三百里外的城市，出嫁那天，雨下得极大，唢呐声在水汽里闷闷的，像呜咽，她上了船，蓝布衫换成了红嫁衣，那红色在水天灰蒙的底色中，刺眼得像一道伤口，船开了，她便再没回来过，后来有传言，说那商人不久后破产，家道中落,她郁郁而终。

另一说，则更缥缈些，说她在一个清晨，悄悄卷了一个小包袱，里面是几件衣裳和一本旧词集，想跟着一个路过的学生剧团“逃走”，可是到了码头，船还没来，她却先怯了，望着茫茫的河水，和对岸未知的世界，她积攒了一夜的勇气，像被针扎破的气球，倏忽散了，她默默地转身回去，从此更加沉默，不久便生了场怪病，药石无灵，像一株缺了光的植物,悄无声息地萎谢在闺阁里。

还有一说，干脆什么都没有，只是某一天起，那临河的美人靠上，再也没有了那个蓝色的身影，黄家的门庭依旧深锁，关于二小姐，人们渐渐不再提起，仿佛她从未存在过，她的房间后来堆满了杂物，绣架蒙尘，砚台干涸，她的结局，成了一种“没有结局的结局”，被彻底抹去,连一点可供叹息的痕迹都未曾刻意留下。

我宁愿相信这些版本都是真的，又或者，都是假的，黄杏儿的结局，或许本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事件，而是一种弥漫的状态，她是被“过渡”掉的那一代人中的一个，旧时代已然残破，却仍用余威织成一张挣不脱的网；新时代的曙光已然显现，但那光太远，太冷，照不到深闺里具体的一个她，她被困在两种时间的夹缝里，向前走不动，向后退不回，她的悲剧不在于突如其来的灾祸，而在于一种日复一日的、静默的消磨，她的生命，就像她绣的缠枝莲，再精美，也注定要被绷在框里，挂在墙上，慢慢褪色，而不是生长在野地,迎接风雨。

她的老宅或许已成了旅游景点，美人靠上坐满了拍照的游客，笑声朗朗，河水依旧，乌篷船载着不同的故事，没有人知道，这里曾有一个叫黄杏儿的女子，用她短暂的青春，见证并承载了一个时代转身时，那沉重而无声的碾轧，她的结局如何？她成了江南烟雨的一部分，成了旧梦深处一缕抓不住的水汽，她的故事没有答案，只有那永恒的、黏腻的梅雨，还在年复一年,下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