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初,当新冠病毒开始在全球蔓延时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番言论震惊了世界：“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医疗系统，病毒会像奇迹一样消失。”现实并未按照这位总统的剧本发展，一个长期在全球卫生危机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机构——美国国际开发署（USAID）——却在这场双重危机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角色转变：一边是国际职责的收缩，一边是国内疫情的政治漩涡。

“美国优先”下的全球卫生领导力真空

特朗普政府上台后,“美国优先”不仅是一句政治口号，更成为外交政策的指挥棒，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预算中，这一理念体现得尤为明显，2017年，特朗普提议将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的预算削减约三分之一，虽经国会抵制未能完全实施，但释放的信号明确：美国将减少对外援助，特别是全球卫生领域的投入。

当新冠病毒开始跨境传播时,这一政策的后遗症迅速显现，传统上，美国国际开发署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执行机构，在全球疫情应对中扮演着协调者、资助者和技术提供者的多重角色，然而在特朗普时代，该机构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变得犹豫不决，2020年4月更是宣布暂停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，理由是“管理不善和掩盖疫情”，这一决定直接削弱了全球疫情监测和应对网络的完整性。

夹缝中的美国国际开发署：国内压力与国际期待

随着美国本土疫情迅速恶化,美国国际开发署陷入尴尬境地，国内疫情急需资源，特朗普政府不断强调“美国优先”，要求机构将更多注意力转向国内；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期待美国的领导和支持，这种撕裂在口罩和呼吸机等医疗物资的分配上尤为明显。

2020年3月,美国国际开发署原本计划向中国提供援助物资，但在白宫的压力下改为主要接收来自中国的援助，几个月后，当疫情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蔓延时，该机构的应对显得迟缓而有限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前官员表示：“我们被置于不可能的位置上——既要应对全球危机，又被禁止使用‘全球合作’的语言。”

“消毒剂事件”与科学话语的崩塌

2020年4月23日,特朗普在白宫简报会上提出：“有没有办法通过注射消毒剂来治疗新冠病毒？”这一言论立即引发全球哗然，也象征性地标志着美国政府防疫话语与科学事实的彻底脱节，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专业官员而言，这种反科学言论严重破坏了他们在海外的工作信誉。

在传统公共卫生危机中,美国国际开发署依靠的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（CDC）等机构的科学权威，然而当总统本人不断质疑专家建议、推广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法时，美国在全球卫生领域的软实力急剧衰减，发展中国家开始怀疑：美国模式还值得效仿吗？

疫苗民族主义与“曲线球行动”的局限

2020年5月,特朗普政府启动了“曲速行动”（Operation Warp Speed），加速疫苗研发，这本应是全球合作的契机，却很快演变为“疫苗民族主义”的典型案例，美国大量预购疫苗候选产品，数量远超本国人口需要，而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渠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支持却相对有限。

与此形成对比的是,中国和俄罗斯开展了“疫苗外交”，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替代渠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，美国国际开发署虽然最终参与了全球疫苗分配计划，但其行动始终受到“美国优先”政策的制约，未能发挥历史上曾有过的领导作用。

遗产与反思：全球卫生需要怎样的美国角色？

特朗普时代结束后,美国国际开发署面临的挑战并未消失，这场疫情暴露了将全球卫生安全置于狭隘国家利益之下的风险，病毒无国界，当一个国家即使强大如美国，选择“独善其身”而非全球合作时，最终伤害的也包括自身。

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困境反映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在日益全球化的公共卫生挑战面前，国际开发机构如何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？特朗普的“美国优先”政策或许在短期内迎合了部分国内政治诉求，但从长远看，它削弱了美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领导地位，也损害了全球集体应对危机的能力。

新冠疫情终将过去,但类似的全球卫生威胁还会出现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经历提醒我们，国际开发不是慈善，而是全球公共产品投资；全球卫生安全不是零和游戏，而是人类共同的生存命题，在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里，帮助他人最终就是帮助自己——这一简单真理，在特朗普时代的疫情漩涡中，被短暂遗忘，却更显珍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