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年深秋,自贡某封控小区门口，一位中年男子情绪激动地与执勤警察对峙：“我母亲急需药品，为什么不能通融？”这段手机拍摄的视频迅速在网络传播，“自贡疫情怼警察”成为热搜词条，类似场景在三年疫情期间并不鲜见——成都女子与保安争执、西安市民质疑物资配送、上海居民呼喊“我们要吃饭”……每一次“怼”的背后，都不仅仅是简单的规则冲突。

“怼”的表象之下：被压缩的生存空间

自贡事件中,当事人张先生（化名）事后坦言：“我知道警察在执行规定，但我妈的心脏药不能断。”这种困境具有普遍性：慢性病患者面临断药风险、个体经营者担忧生计、异地务工者困守出租屋，当“非必要不外出”遇上“必要生存需求”，规则与人情的碰撞在所难免。

警察往往处在执行链条的末端,一位不愿具名的基层民警表示：“我们理解群众困难，但必须执行统一政策，每次冲突后，我们都会反思处置方式。”这种“制度执行者”与“个体需求者”的面对面碰撞，构成了疫情期间特殊的张力场。

情绪火山的社会地质学

“怼”的本质是情绪溢出，北京大学心理学学者指出，长期不确定性会引发“累积性焦虑”：收入不确定性（小微企业主）、健康不确定性（患者家属）、分离不确定性（异地家庭）等多重压力叠加，当正常申诉渠道感知不畅时，任何执行者都可能成为情绪标靶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沟通渠道的“堰塞湖”现象，基层往往缺乏政策解释的灵活空间，而群众诉求又难以快速上传，某社区主任透露：“我们每天收集上百条诉求，能立即解决的不到三成。”这种双向梗阻让街头冲突成为另类“沟通方式”。

从“怼”到“对”：公共危机中的治理进化

深圳某封控区曾发生类似事件,但随后推出的“白名单”制度值得借鉴：社区提前登记特殊需求（就医、购药等），由志愿者专项对接，这种将“例外管理”前置化的做法，减少了现场冲突。

技术的赋能更为关键,杭州上线“战疫求助平台”，通过算法自动匹配需求与资源；广州建立“心理援助绿色通道”，在冲突萌芽期介入，这些尝试表明，当治理从“单纯管控”转向“需求响应”时，对抗便能转化为对话。

后疫情时代的持久课题

疫情终将过去,但“自贡时刻”留下的思考常在：如何建立更具弹性的危机响应机制？怎样在统一政策与个体困境间寻找平衡点？警察与市民的冲突镜头，实际上映照出社会治理的深层命题——在非常时期，规则的温度往往比规则的刚性更重要。

值得欣慰的是,许多变化正在发生，2023年多地修订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条例》，新增“特殊群体保障专章”；公安部培训教材增加了“应急警务沟通心理学”；社区网格员开始接受危机干预培训，这些细微的进步，正是无数个“自贡时刻”换来的社会学习。

那个秋日的对峙终会模糊,但它提出的问题清晰如初：我们不仅要学会如何应对疫情，更要学会如何应对疫情中具体的人，当张先生最终通过“紧急通道”拿到药品时，他对警察说的“刚才对不起”，与警察回复的“我们也该更早想到”，或许正是中国社会在磨难中成长的缩影——在碰撞中理解，在冲突中完善，在“怼”过之后，努力寻找更多“对”的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