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3年1月8日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，从海外归来的旅客络绎不绝地走出到达大厅，在“乙类乙管”政策实施后，这是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措施以来的第一个春节，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，当周全市报告法定传染病超过3万例，其中新冠病毒感染占据首位，而境外输入病例的持续存在，再次将“外防输入”这一课题推到了公共卫生治理的前沿。

北京作为中国的国际交往中心，拥有全国最大的国际航空枢纽——首都国际机场，以及大兴国际机场，这两个机场在疫情前年旅客吞吐量合计超过1亿人次，其中国际及地区旅客占比显著，这种高度的国际连通性，在全球化时代是经济发展的动脉，在疫情背景下却成为病毒跨境传播的潜在通道，从2020年初中国首次报告境外输入病例，到奥密克戎变异株成为全球主流毒株,北京的境外输入疫情防控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中。

境外输入疫情对北京的影响是多维度的，最直接的是对公共卫生系统的压力，北京市卫健委数据显示，疫情高峰期间，定点医院收治的境外输入病例曾占住院病例的一定比例，这些病例需要单独的诊疗流程、隔离病房和医护资源，增加了医疗系统的运行负荷，更为复杂的是，境外输入可能带来新的变异毒株，中国疾控中心的病毒基因测序表明，国内流行的毒株与全球流行谱系高度同源,境外输入是重要引入途径之一。

面对这一挑战，北京构建了多层次的防控体系，在物理空间上，首都国际机场设立了专门的入境通道、核酸检测点和隔离等候区，实现入境人员与国内旅客的硬隔离，在流程管理上，形成了从登机前远端防控（如健康码审核），到入境时核酸检测、健康申报，再到入境后隔离观察和健康监测的闭环管理，在科技支撑方面，“北京健康宝”与国际航班数据对接，实现入境人员赋码管理；大兴机场投入使用自动化测温设备和行李消毒系统，在法律保障上，依据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《国境卫生检疫法》，对隐瞒旅居史、拒不配合防疫等行为依法追究责任。

境外输入疫情防控并非没有争议，严格的入境隔离措施曾影响国际人员往来，部分海外留学生、务工人员反映回国成本高、难度大，不同国家的疫情信息不对称，也给风险评估带来困难，更重要的是，如何在“外防输入”与“保障国际交往”之间寻找平衡，考验着治理智慧，2022年底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措施，将入境隔离时间逐步缩短直至取消，正是基于对病毒变异规律、疫苗保护效果和经济社会需求的综合研判。

北京疫情境外输入的防控实践，为全球流动时代的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启示，疫情防控必须坚持科学精准，随着对病毒认识的深化，措施应从简单的“堵”转向精细的“管”，比如根据疫情风险等级对入境人员分类管理，需要强化国际合作，病毒无国界，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，中国已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病毒基因序列，并通过“新冠疫苗实施计划”援助发展中国家，这种全球协作应继续深化，要加快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，北京在疫情中扩建负压病房、提升核酸检测能力、培训流调队伍，这些投入不仅为应对当前疫情,也为未来可能的新发传染病做好准备。

展望未来，随着全球人员往来全面恢复，境外输入疫情的风险将持续存在，北京的经验表明，有效的防控不是封闭国门，而是建立一套与开放程度相匹配的公共卫生保障体系，这套体系应当既能快速识别和阻断输入性风险，又能最大限度保障经济社会正常运转，在人类与病毒长期共存的背景下，如何通过疫苗接种、药物研发、国际协作等手段，将疫情对全球流动的影响降至最低,将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长期课题。

北京疫情境外输入的防控历程，是一部中国超大城市在全球化时代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微观史，它记录了我们从应急响应到常态化管理，从物理隔离到科技赋能，从国内防控到国际协作的探索之路，这条路上，挑战与应对并存，困境与突破交织，而最终指向的,是一个既要开放发展又要安全健康的未来。